新中国邮政发行的第一枚济宁题材邮票当推《彩绘红陶鼎》。

　　话说1973年11月20日，一套多达12枚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邮票发行了，这套邮票的最后1枚为《彩绘红陶鼎》，面值52分，编号77，即是济宁题材的第一枚邮票。该邮票由吴建坤设计，北京邮票厂印制。1971年出土，1973年发行邮票，彩绘红陶鼎在这套邮票中是发现较晚，却被选入邮票较早的一件文物，并且被安排面值最高，12枚邮票中最后的一枚压轴邮票，从而也说明了彩绘红陶鼎这件文物的重要性。

　　据1995年9月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邹城市志》记载，“钵形彩绘鼎，野店遗址内出土的炊具，通高35厘米，口径40厘米，泥质红陶，敛口，圆唇，附凿式足，由底部向外作弧形伸出。敛口部外侧施深褐色彩带，上绘白彩连续斜栅纹。该鼎1973年曾于北京参加全国出土文物展览，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印制成特种邮票发行。”

　　邹城野店出土的陶鼎是中期大汶口文化彩绘陶的典型器物，距今已有五六千年的历史。2002年第2期《收藏》杂志发表了福建厦门郑启五先生的文章《“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邮票研究》，详述了这套邮票发行背后的故事。

　　为什么这套邮票要特别冠名“文化大革命期间”呢？
　　
　　它仅仅只是一个时段的标注吗？这是一个需要认真面对的表述。众所周知，文革伊始，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以“破四旧”为名，在全国上下对历史文物古迹进行了大破坏，造成了无法估量的重大损失。但“文革”十年期间，国内外矛盾错综复杂，多种政治力量此起彼伏，“大动乱”在文革的前期、中期和后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也不可避免地体现在对文物的保护与破坏这个问题上。

　　“文革”期间，在文物战线上有不少同志恪尽职守，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想方设法为国家保存好新出土的文物，例如邮票上的“曾中游父方壶”和“长信宫灯”，就是在1966年7月和1968年7月，分别在湖北京山和河北满城出土的。1970年下半年，周总理安排流亡在北京的西哈努克亲王到我国各地参观访问，并借机对各地的文物古迹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和保养。“九一三”事件后，周总理主持中央工作，对文物和文化古迹的保护得到一定的恢复。当时屈指可数的几家外文报刊：多种外文版的《北京周报》、《中国画报》，英文版的《中国建设》，日文版的《人民中国》和世界语版的《人民中国报道》都不同程度地报道了中国保护文物的情况。与此同时，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和邮电部都以《文化大革命出土文物》为题，制作和发行纪录影片和邮票，可见这些都是当时统一部署的结果。无论是邮票的发行，还是电影的放映，客观上都对宣传文物保护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年新华社为这套邮票发布的消息也是很有讲究的：“邮电部决定于11月20日发行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邮票一套，共12枚。这套邮票选用了12种文物的图案，是我国近几年来发现的数万件精华历史文物的缩影。它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高度的智慧和精湛的工艺。”该消息把“文化大革命”的字样排在了邮票票名的书名之外，多少折射流露出邮票发行部门和宣传部门正直的人们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对极“左”做法的不满。

　　《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邮票留下了复杂的时代印记，如果用这套邮票来肯定文化大革命，那将是极为荒谬的。在这套邮票的背后，文化大革命仍在演绎着种种的倒行逆施。由于此间国家的法制遭到了肆无忌惮的践踏，尽管这些出土文物由于这样那样的因素得到发掘和暂时的保护，但文革中大多数文物专家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几乎所有的文物研究被迫中断，博物馆的建设停滞不前，许多文化古迹被挤占和挪为他用……当我们在欣赏这套邮票的时候，深感有责任有义务把它发行的时代背景告诉所有热爱这套邮票的人们。

　　《彩绘红陶鼎》还是新中国唯一一枚表现陶鼎的邮票，其设计之精美，不失为中国文物邮票的佳作之一，至今深受广大集邮爱好者，特别是济宁本土集邮爱好者的厚爱。2002年12月18日，济宁市集邮协会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特别发行了1枚纪念封，编号JNJF-29，该封就印有这尊“彩绘红陶鼎”，图案上的文字为“济宁野店彩绘钵形鼎”；同时刻制的纪念邮戳，上边也运用了这尊彩绘红陶鼎图案。